陈行甲(右)

“看清仍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辞官半年后，陈行甲以“公益新兵”的身份低调复出——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157天后，2017年5月6日上午通过微信发文宣布，他的人生下半场正式开启。

“我是一个公益新兵，来这里学习。关于我的项目，有几点想跟大家汇报。”讲话者微微含着胸，目光灼灼，语气虔诚，说到动情处，不时挥动双手，眼眶微红。

他是陈行甲，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委原书记，也是中组部2015年表彰的102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之一。

如今，他有了几个新的身份：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研究中心研究员、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及广东省河源市白血病儿童救助项目发起人。

2017年4月20日，深圳社会组织参与大病救助第二次联席会议上，陈行甲代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出席并发言。

“深度联合政策内资源和社会力量救助，在试点地区实现贫困儿童白血病免费治疗，探索一套可复制的救助模式，以期最终影响国家儿童白血病医疗救助政策。”这是陈行甲现在的梦想，“让每个白血病患儿都能获得免费治疗”。

人生的另一扇门

2016年12月2日，陈行甲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一封名为《再见，我的巴东》的告别信，宣布离任。正值巴东县委换届之际，他的辞职引发外界揣测纷纭。

此前，坊间已有传闻，陈行甲将调离巴东就任恩施州领导。仕途似乎还有上升空间，他的突然辞职让许多人颇感意外。

巴东五年，陈行甲是高调的——强势反腐，在工作会议上他痛批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捞好处是“摁着叫花子拨眼屎”；宣传巴东旅游，他亲自填词献唱录制MV、玩转3000米高空跳伞；面对帮困扶贫工作，他要求干部和困难家庭“结穷亲”，将下村看望次数计入年度绩效考核；链接外界，他创新打造乡村信息赶集，力图缩短农村和外界的距离。

陈行甲坦言，最初想到辞职时，内心是有一点海瑞式的悲情的，“为官一任，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为巴东老百姓服务。”

作为体制内的“一朵奇葩”，一路走来，毁誉参半。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之后，之前从未被举报过的陈行甲接连被“投诉”，被质疑自我炒作、捞取政治资本等等。陈行甲在书面回复上级函询时说明：炒作属实，捞取政治资本是否属实我无法自证，我将用将来的行动证明其不属实。

与此同时，陈行甲离开官场的传闻开始生发。

走到人生的中场，有些记忆越久远反而越清晰。

18年前，在任湖北省兴山县水月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时，得知村校里有个女孩失学了，陈行甲踩着山路去家访。大山最深处，残破的家庭让陈行甲震惊。父亲失智，母亲因小儿麻痹症致残，只靠双手在地上爬行。他震惊了，儿时的相似回忆瞬间被激活。

1971年，陈行甲生于湖北兴山县。少年时期，父亲外出工作，他和母亲姐姐在大山里相依为命。生活纵使艰苦，他仍目睹黑夜中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母亲把自己出嫁时的确良衬衣送给困难邻居家的闺女去相亲。陈行甲觉得，人活着，最大的快乐是“被需要”，这是母亲教给他的。

此后多年，无论陈行甲调任何处，他都坚持每年去探望女孩一家，直到女孩母亲去世、女孩出嫁。从镇长到县长、再到宜昌市政府副秘书长，直到最后调至巴东，他从未间断。

多年前，深埋大山的公益种子在等待发芽。辞官后，全职做公益的念头愈发强烈。

然而，从政到投身公益，对于陈行甲来说，这一次跨界非同寻常。困顿中，陈行甲给读研期间的老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去了电话。听闻行甲要转型做公益，王名举双手赞成，他在电话里对陈行甲说，“当人生的一扇门关上的时候，一定会有另一扇为你打开”。

很快，这扇门开了。

“头破血流也要碰一碰”

2016年12月末，“罗尔事件”引爆网络。罗尔通过微信公号撰文给身患白血病的女儿筹集医疗费，引发轩然大波，各种反转、质疑和责难纷至沓来。

这是慈善法正式实施仅三个月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案例，事关个人求助者、捐赠者、公益平台及民政主管部门等多角色的正确定位。而该案例激起的社会舆论却有力证明了完善儿童白血病标准化治疗的急迫性。“儿童白血病的分类有三十多种，个体差异大、治疗方案难以标准化、没有数据库，就是个无底洞啊。”经过近半年实地调研和学习，对医学零基础的陈行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深圳市慈善会德义壹基金秘书长周家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儿童白血病的治疗很难形成标准化的体系，这导致公益组织在儿童白血病的救助工作时常陷入尴尬。“同一个病房里，有一个孩子五万块钱就治好了，另一个却还在网上筹钱，开口就要一百万。”周家沛说。

儿童白血病成为了社会痛点，“治病致贫”的现实，让许多家庭在面对这种疾病时充满恐慌。

陈行甲脑海里升起一个念头：帮政府摸清楚儿童白血病治疗的“底”究竟在哪里。在身边人眼中，陈行甲的想法有些大胆。他不止一次被问道：“在公益界你是个新人，公益界有那么多聪明人，就你看到了这个问题？这件事就等着你来做？”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恒晖”）成立之初，陈行甲曾与在公益领域浸淫多年的著名演员濮存昕交流，而濮存昕的感受是，“我也是个公益人。像你这样，一开始就全身心扑上来，杠上来，要用半辈子做这个事的架势，以前还真是没遇到过。”

陈行甲却笃信，自己有能力。“我在政府呆过，我知道政府能做的工作是有边界的。”在陈行甲看来，公益行动是对政府工作的有益帮助和补充，而自己的公益行动，也正是要通过与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来实现最终的目标——“推动全国的儿童白血病免费治疗。”

尽管这位前“明星县委书记”在公益圈是个不折不扣的新兵，尽管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最终“吃力不讨好”，但陈行甲还是甘愿像堂吉诃德般，义无反顾冲向那架大风车。“我认定这件事有意义。哪怕头破血流，我也愿意去碰一碰。”

得道多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做公益少不了财力和人手，陈行甲踏入公益圈的最初几步，走得却很顺。

初离官场，浙江一位企业家找到陈行甲，有意花百万年薪请他“下海”，他拒绝了。被陈行甲执意公益的心打动，该名企业家许诺给他1000万，让其放手去做公益。在成立公益基金会时，陈行甲曾想用企业家的名字来冠名，被婉拒。

“他非常信任我，还说我把公益做好，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他支持我做公益，不图别的。”陈行甲这时才发现，自己曾经的“形象”是值钱的，是可以为他想服务的群体做点事的。

有了“基础保障”，他开始着手筹备成立自己的基金会。陈行甲给基金会想了一个纯朴的名字——“恒晖”，他说，恒是长久的意思，而晖则代表温暖和希望，正如公益是“润物细无声”的。

两个月后，恒晖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陈行甲说，他遇到了一群“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政府官员。他刚提交报批方案时，深圳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甚至“手把手”地告诉他，方案应该如何准备才能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感觉他们和我是一伙的”。

搭起了架子之后，陈行甲又遇到了他投身公益以来最重要的贵人。由于自己对白血病公益行动仍是“门外汉”，陈行甲通过清华大学师妹李一诺，找到了白血病慈善救助领域最专业的公益组织——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刘正琛。

从白血病患者到慈善使者，过去十五年，刘正琛都在和白血病抗争。一个是理性的北大理科男，一个是感性的清华文科男，他们在性格上高度互补。很快，刘正琛成了陈行甲的第一个“合伙人”。

其实，包括刘正琛在内，陈行甲在微信上添加了一群他意欲招揽的“大咖”。无论对方的加盟意向有多大，陈行甲都会不遗余力地在微信上展开攻势。他不停地给每个人发着信息，直到对方回复。

“我们先是在微信上聊了三四天，之后我就飞到北京去谈，最终达成了合作意向。”虽然陈行甲的基金会仍在起步，他也只能给秘书长开出很一般的薪水，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正琛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名义上是我的老板，但其实我们就是公益合伙人。”刘正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陈行甲身上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另一种可能。在他看来，做公益的人眼泪指数往往很高，“天下有那么多穷人、苦人，总感觉帮不过来。所以做公益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推动政策，那样就是普度众生了。”陈行甲热情满怀，而且有着与政府沟通的资源和能力，这让刘正琛看到了希望。

在外界眼中，陈行甲行事作风高调，他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初涉公益，他的想法也被看作好高骛远，甚至被别人觉得“不靠谱”。

从初创到现在，两个多月里，带着自己的计划，陈行甲成了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活动中一个显眼的人。每当遇到对计划感兴趣的大咖，他会立刻冲上去滔滔不绝。他珍视每一次这样的机会，并把这种会议上的交流视作一种自下而上的“汇报”和“请教”。

刘正琛认为，不能要求团队里所有人都保持低调。“陈行甲很有行动力，动作很快，我们不必在带团队的时候生拉硬拽。”刘正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先有“大咖”加持，陈行甲继而又得到了清华师弟、向日葵儿童癌症公益创始人“菠萝” 李治中的鼎力相助。向日葵旗下的130个生物学和医学博士志愿者，都受邀进了陈行甲的公益专家资源库。接着，他们打算找个城市试点，以此验证他们的模型能否成功。

从河源试点开始

“要想推动政策，在中国，要有典型示范，试点推动，这样的模式，要做出一个典型来。”陈行甲团队中的另一位专家顾问、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论与政策专委会秘书长陈秋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尽管愿景宏大，陈行甲也必须选择一个比较小而具体的范围来逐步实现自己的构想。这个范围，最终落在了深圳市对口支援的河源。“这在欧洲来说，其人口也算是一个小国家的体量了。”

这一次，陈行甲的想法依旧走在了前面。他本来设想在云南开展第一个试点，在深圳注册基金会时，陈行甲的计划被民政局工作人员直接传到了河源市委书记的微信上，书记当即签字，河源市民政局随即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2017年3月13日，陈行甲带着团队赶赴广东河源，与当地分管医疗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开了一场办公会，就此确定了合作意向。

“书记签字市长开会，一路畅通，医院也都高兴加入这个事情。”陈行甲说，自己有种“得道多助”的感觉：“你走的是大路，就肯定更顺一点了。”

不过，陈行甲走了一个月的“大路”，摸到的“底”并不乐观。

刘正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医保目录的更新，还是新药的研发和投入使用，在中国都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周期，而恒晖的目标，又不仅限于推动当下医保目录的改进。

陈行甲团队有一个愿景，他们想要建立医疗科技评估（HTA,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办公室，从医保目录丙类药物中选择一部分药物，从公共服务政策角度进行评估，测量其价值和谈判价格，并提出要做国内第一家涉足新药评估业务的机构。

“我们自己做，”虽然自己有关HTA的建议曾在北京无疾而终，但如今陈行甲又让刘正琛重新燃起了希望。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医保目录，医保目录怎么去调整，要有科学的工具来辅助，要有一个机构来实现这件事。”刘正琛说。

按陈行甲和刘正琛的构想，恒晖不仅要在试点范围内，在医保、社保报销外的部分包给社会救助，更重要的是“推动政策”，并整合当前的医疗资源，让社会救助、医保报销在治疗过程中体现出更高的效率。

“我们不是简单地出钱，而是要摸索规律、建立数据库。”陈行甲说，在河源他力求与当地政府、医疗机构和社会组织一同配合，一方面尽可能地量化白血病救助的标准，形成白血病治疗和救助的科学模式，另一方面他还打算通过在河源市的医院设立社工服务站，来尝试为患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人性化服务。

从河源调研回来，陈行甲跟团队成员讨论儿童白血病救治方案的可能性。（陈行甲提供/图）

为了实现这些想法，陈行甲去学校听课、看资料、熬夜码项目书、飞到北京和项目成员开会、挤地铁参加各种公益论坛。早已习惯了快节奏，他上台阶也要两步并作一步，生怕耽误一秒钟。

不过，比起从前那些人前人后前呼后拥、每晚都有两三场招待宴席等着他的时光，陈行甲说，这更是他想要的生活，“看清仍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是公益人的宿命和使命。”

辞官近半年，网络上检索不到任何有关他的动态，他的朋友圈也停止更新，昔日的网络红人仿佛人间蒸发。2017年5月6日，沉寂半年后，陈行甲通过微信公号发出《你好，我的下半场》一文，宣告复出。

“林中有两条啊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伫立了好久；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我选择了这一条却说不出理由；也许另一条啊小路一点也不差，也埋在没有那脚印的落叶下；那就留给别的人们以后去走吧，属于我的这一条我要一直走到天涯。”唱起大学时代最喜欢的一首歌，陈行甲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下半场”。

对话陈行甲：在公益实践的字典里没有“失败”

投身公益，对陈行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陈行甲提供/图）

一位公益专业知识近乎为零的“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为何把公益作为自己人生的下半场？从网络上“消失”的这些日子，他到底在做什么？就自己未来的公益之路，他为什么选择致力于让白血病患儿获得免费治疗这一看上去难以实现的难题？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研究中心独家采访了公益新人陈行甲。

南方周末：你把自己比作海瑞，离任时内心有过悲伤吗？

陈行甲：巴东五年，为官一任，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为老百姓服务。说实话，最初想到辞职的时候，内心是有一点海瑞式的悲情的。但很快我就发现，在这个多元包容的时代，我不会成为无路可走的海瑞。相反，当我迈出转换跑道的第一步时，也正是我超越海瑞式悲情命运的开始。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迈入公益的跑道？

陈行甲：首先，是价值观的驱使。由于成长经历，我内心一直有种渴望，希望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困难群体。在基层工作这些年，我了解百姓的困难，很想近距离地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如果现在给我两个期许，一个是更高的官职，一个是社会转型期间被百姓所需要的公益实践者、探索者，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前者不让我激动，但后者让我心潮澎湃。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客观上，社会需要更多更好的公益。我们国家这些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但是社会公益的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的富人已经够多了，而且多的是有情怀、有爱心之人。可是公益慈善发挥的作用却不那么显著，我想原因可能是我们公益慈善的筹划、组织和执行创意不足，效率不高，透明不够，从而缺乏公信力和生命力。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马蔚华主席曾说过，一个社会的良治需要四根支柱，有改革意愿的政府、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能良性监督的媒体、有博爱情怀的公益。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公益领域还很不发达，需要很多的建设者加入。

南方周末：转型做公益前，有没有过其他打算？

陈行甲：我最初是想做这个时代的晏阳初，到乡村去做留守儿童关怀和平民教育。一笔捐款改变了我的思路，我发现我可以更直接地为这些困难群体做些事情。

南方周末：因为这一点，那位江浙企业家就决定捐赠1000万给你？

陈行甲：辞职之前我和这位捐款人并不认识，他在知道我打算去做公益后主动联系我，热情地鼓励我，说愿意捐1000万元支持我做公益。我当时很感动，那时才发现，我曾经的形象是值钱的，是可以为我想服务的群体做些事的。

南方周末：2017年4月，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成立，致力于贫困地区的儿童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为什么会关注儿童大病救助领域？

陈行甲：2016年末罗尔事件使儿童白血病这个社会痛点又一次刺痛了大众的神经。我了解到，全国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比例高达40%以上，其中一些大病对患者家庭具有摧毁性力量。

南方周末：但这似乎不是你专长的领域？

陈行甲：我觉得应该有人来做这个事。任何事都有一个不会到会的过程，而且我觉得有这个基础的能力。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不做，那么谁去做？如果现在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去做？

南方周末：你觉得体制内这些年赋予你什么能力？

陈行甲：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整合资源的能力。这些年我一直坚持自己写讲话稿，能接天线也能接地气；同时我全力以赴的状态也让我身边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两点加起来，就够了。

南方周末：具体打算怎么做？

陈行甲：2017年3月4日，习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对因病致贫“靶向治疗”。我们的思路是选择一个贫困地区作为试点，通过公益行动与当地政府、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的深度合作，实现区域内所有儿童白血病的整体免费医疗。在实践过程中建立基础数据库、探索规律，推动政策研究，争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南方周末：作为公益新兵，你为何有信心可以推动这件事落实？公益界这么多人，难道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陈行甲：几个月来，我和公益界的朋友有很深的交流。我理解，做公益的基本逻辑是从易到难，量力而行。像我们这样从一开始就在试点地区对一种大病兜底救助的方式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其实是从最难处着手，失败的可能性也不小。

我不怕失败，因为我的人生已经很成功了，我根本就不怕失败。要名？我已经很有名了。

南方周末：对于手中的公益项目，你怎么定义它的成功或失败？

陈行甲：成功了，推动一个群体的普惠社会福利提升，那是最好；失败了，也必然是一次有意义的开拓和尝试，可以为后来者提供经验和教训。正所谓，“功成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在公益实践的字典里其实并没有“失败”，进一寸有一寸的意义。现在，我就是想再次挑战我自己。

南方周末：万事开头难，你对开局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好准备了吗？

陈行甲：当年我在巴东的时候，开始是最困难的，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观望，不知道我只是过来做做样子混混简历还是动真格的。但后来，当我身边累积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的时候，事情就好做多了。我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做公益。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带着回归的心，虔诚地从零做起。就好像当年大学毕业又回到大山，当年没想太多，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次也是一样，我选择了这条路，也希望至少先干它个二十多年。

南方周末：你会在意从前官场同僚的眼光吗？

陈行甲：一点都没有，真的不care。在这点上我是比较任性的。如果过去看不惯我的人要看我的笑话你们就看，你高兴或者不高兴，都不在我的选项里。

南方周末：任性？从前你是一个人，现在背后是一整个团队。

陈行甲：我牢牢地掌握一个尺度，将“任性”控制在一定尺度范围内。

南方周末：这个度在哪里？

陈行甲：向着光明和正义的方向永不偏离。就像在夜里看到星光，哪怕远在天边，哪怕光亮多么微弱，哪怕脚下道路模糊崎岖，我都敢往那里走。

南方周末：你现在跟人见面谈公益，跟以前当县委书记时的心态有什么不同？

陈行甲：很不一样。我把自己摆得很低。过去的荣誉已经过去，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人物。

南方周末：你会怎样跟别人介绍你的公益观？

陈行甲：公益是一个不停做加法的领域。我没有太大的奢望，不指望能找到做乘法或者指数增长的灵丹妙药，只求踏踏实实地找到一个合适的着力点，不停地做加法，尽力地避免做减法。当前我觉得最需要做的加法就是建立信任和形成合力。

南方周末：这个信任该如何建立？

陈行甲：信任的建立最不容易，只有靠积累，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会从小事做起，一步一步积累经验，日拱一卒，用细小而持续的积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另外，我们会让公益的过程完全地公开透明，而且始终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保证每一分钱都在可以信赖的手中，最终去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

南方周末：如果大病救助项目做起来了，后续资金有把握吗？

陈行甲：目前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有信心，只要我们的基金会做得透明，有效率，将来会有第二个1000万，第三个1000万的。我的人生目标是，将来四五十年后，我已不在这人世间，我参与发起建立的这个基金会还在，而且还是透明、有效率地在运行。

南方周末：什么给予你自信？

陈行甲：世界上所有事都架不住“热爱”两个字，只要热爱，什么都可以办到。